李志:我不想做个卖乖巧的偶像艺人

马世芳  | 中国音乐财经CMBN |  2018-01-26 14:11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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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十年来第一次接受电台专访。

前面的话

 今天分享马世芳在《耳朵借我》对李志的专访。

 这是李志2007年以来,第一次接受电台采访,几乎知无不言,从自己童年的经历,聊到自己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责任感,更透露自己可能在2018或2019年,停止举办跨年演唱会。

 首先分享马世芳的采访后记,第二篇是这次采访的录音稿整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文稿均有删减。

 点击阅读原文,收听节目。文章很长,但很好看。

本文授权转载自看理想公众号(ID:ikanlixiang)

“看理想,用文学与艺术,关怀时代的心智生活与公共价值。”

「耳朵借我」

深度专访李志

文 | 马世芳


李志在录音室里坐定,表情悠悠地,低眉微笑。

这天台北寒流,外面气温九度,Alian的录音室空调也是出了名的强,他和陪同的巡回经理人一身裹得严严实实。

前两天才看到他在网上贴了台中的照片说:「抵台两日,大家纷纷表示台湾是个好地方,就是屌天气和南京一样冷……」。

他低沈的烟嗓讲起话来也是悠悠的。

我得把麦克风音量推大一点儿,才能收清楚。

他抬起眼,不胜感慨地说:上次坐在电台直播间里受访,应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直到节目最后,他才更正:说错了,上次电台访问是2007年,十年前。

十年、二十年,对他来说,心理距离大概是一样的恍若隔世。

李志是出了名的不爱受访,他出道迄今从未签给任何唱片公司经纪公司,出片巡演一切自己来。

前几年为了宣传演唱会,他勉强自己上过视频节目,也接受过书面访问,不过大部分的访谈,他都推给合作多年的经理人迟斌去应对。

唯一一次谈得比较深的通告,是2015年的网络播客节目「大内密谈」:那次他火力全开,像是要把音乐圈同行、乐迷、乐评、媒体对他的误解和批判,和他的坚持和委屈,一口气讲个清楚。

两小时滔滔不绝,主持人只放了三四首歌。李志没把那次访问算在他的「十年空白」里,或许还是对传统广播有不一样的感受吧。

不过这天他坐在我的对面,气场平和,一点儿不急。或许是到了台湾,人就比较松弛下来了。

要是录音室里可以抽烟,他肯定是会一面吞云吐雾,一面慢腾腾地说起那些故事的。

这是他第三次到台湾办演唱会了。连续三年,办完南京跨年,他就到台湾来,成了惯例。

算算工作团队光是舞台上的乐手合音就有十一人,加上灯光师音响师和众多助理人员,光靠卖门票,这趟旅费怎么算都是要倒贴的。

但是他太喜欢台湾了,立定决心不管怎样每年都要来一趟。早在四五年前,他就企划过台湾行,却因为手续问题没来成。

前两次台北演出约了要访,也都阴错阳差错身而过。这次的广播专访,固然是他十年来的第一次,却也让我等了四年呢。

真正注意并且喜欢李志,是2009年的实况专辑《工体东路没有人》:

当时三十岁浑身真气乱窜的愤青,拎着一把吉他在北京「愚公移山」唱了一场,台上台下轮流吆喝骂娘,从屌丝自怜之歌一路唱到悲壮的大时代,一把木吉他,亦足以震撼一代人,心碎一代人。

对我来说,那张专辑和小河、万晓利在「河酒吧」的实况录音一样,都是当代中国新民谣最厉害的杰作:就像陈明章八十年代末那两张经典现场作品,当年「水晶唱片」因为太穷无力进录音室,姑且用简单器材录下阿章的校园演出实况,直接发表。

然而那些作品并不因为现场条件的简陋而显得简陋,正好相反,舍去录音室编曲制作的包装修饰,那些素面相见的歌,更体现了「民谣」这两个字原本接地的、有机的意义。

世纪之交,中国新民谣和地下摇滚的若干名篇,是没有「决定版本」的:最早的录音室版本(假如有的话)囿于环境条件,多半质量粗糙,够不到专业标准,反倒是现场版实况,不管是音乐人自己录制或者粉丝偷录的bootleg,往往更忠实地传达了那些歌「应有的模样」。

此外因为审查而不能在唱片里唱的歌词,也常常在现场还其本色。那些歌,遂在网络时代有了各种各样的「决定版」,谁会想到「民谣」民间传唱的古老精神,竟会在21世纪用这样的方式在中国延续下来?

因为那张实况,回头找了李志早年的demo,上网听了他后来制作更精良的专辑,听闻他历来颇受瞩目的几桩争议事件:

在豆瓣「月亮小组」写自传自曝情史,一把火烧掉卖不了的CD库存并拍片上传网络,提告未授权的网络音乐平台「维权」,时不时在微博上直言不讳批评这个那个同行,引来大规模掐架……

李志这些年反复总结自己公开发言的基本态度,就是「说真话,不说假话」,不和稀泥,也不怕认错,有错就道歉。

这事貌似不难,然而行走江湖,真要彻底实行,还是常常会引人侧目,得罪人,甚至被目为炒作的。

李志的歌,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向,两者同等重要:

一个是情伤累累而不惮在歌里用极其陷溺的抒情方式示弱甚至自残的屌丝文青,

一个是不断用寓言和诗歌诉说大时代的历史禁忌与伤痕的愤青诗人。

当然,这两种身分经常在同一首歌穿插出现。

李志之所以拥有如此热情死忠的大批粉丝,我想也是因为他的歌融合了小我和大我的经验,呼应了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尤其离乡打工的知识青年,在翻江倒海的大时代里拼命挣扎,但求一方安身立命之地的艰难与幻灭。

……

我听了李志2016跨年演唱会用「广场」的音乐搭上北岛名诗「回答」朗诵的实况录音,之催泪之荡气回肠,我想他即使到了如今这个年头,仍然是很有话想说的。

李志从他在江苏乡下贫穷的童年说起,聊到第一次听到郑智化的震撼,还有在绿皮火车上听罗大佑的「牧童」感受到的孤独。

他说到港台流行音乐对他们一代人的启发和影响,以及未尽其功的遗憾。

他也聊到自己这些年以一人之力纠集团队做音乐办演唱会的心情,以及他观察音乐场景的变化。

这集节目,李志坦诚而健谈,觉得还有很多可以聊。我们约好了明年继续,请别转台。

本文摘自马世芳博客,经删减

https://medium.com/@mafang

(需科学上网)

下文为本次采访文字稿整理,经删减

马世芳:今天应该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认识李志是谁,与其我来做总结,一说说太多,不如让你自己来做自我介绍。

李志:说实话,从我开始从事这个行业,我几乎没有介绍过自己,或者说用现在的话来说从来没有想过怎么去推广自己,我在大陆也经常有人问我说你们到底怎么做营销,到底怎么推广自己?

我说没有,比如我们做演出就是发一个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在大陆人很多的。所以刚才我进这个录音间,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上一次进电台采访,应该是二十年前了(编者注:李志口误,应该是10年前),那是唯一一次。

绿皮火车上听整宿的罗大佑

马世芳:那我们从头说起,你老家在江苏,你出生在金坛这个地方?

李志:对。

马世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李志:金坛在大陆的行政级别里面是一个县,我们老家是在金坛县下面的一个村子,金坛又隶属于成都地区,所以它属于苏南,所谓的鱼米之乡。

但是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地方的经济特别差,我到现在还记得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

马世芳:曾经真的尝过贫穷的滋味。

李志:对,其实我父母都是农民,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出去打工,不像现在打工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那个年代他们还算比较先锋的,外出打工,家里的地我母亲一个人种,所以这样务必导致我会帮助我母亲做一些农活。

马世芳:这种状况持续到什么时候?

李志:过了90年,经济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印象中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候饭是有的吃。

当然在我上小学那会儿没饭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人给我做,因为我父亲在外面打工,我母亲在农田里面有很多活,所以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家里没人,经常是喝完凉水,或者去田里面拔两根萝卜带回学校。

马世芳:上了初中之后生活有明显的改善,你是差不多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不只是流行音乐,学校当然会有音乐课。

李志:学校没有音乐课,所以我一直没有接受过音乐教育。

马世芳:那你第一次接触到乐器、歌唱、听到音乐,让你有这样的意识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志:你会去认真听一首歌的时候是上初中,小时候肯定会有广播、电视机里唱,当然我们家也没有电视,很久以后才买的电视,但是真正去喜欢这首歌或者找它听的时候应该是上初中了。

马世芳:我们都知道你后来又听到罗大佑的歌,改变了你的生命,那是什么样的过程?因为从这样的时间顺序算起来,罗大佑引进大陆的时间应该是在你听到他的歌中间有一段时间了。

李志:我非常认真去分析或者去听罗大佑,已经在99年的时候,二十世纪末。因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在听大陆的摇滚乐,包括那个时候的所谓校园民谣。

马世芳:老狼。

李志:对,没错,那个阶段主要听那些东西。当然之前也会零碎听到很多罗大佑的,但是真正一张一张很仔细的,甚至把它归类去听的话是到了二十世纪末,那时候大陆刚开始有电脑。

马世芳:所以现在回想当年在后青春期听到罗大佑的歌给你的启发,你会怎么说他?

李志:比如罗大佑有一首歌叫《牧童》,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时候,那时候我刚从大学出来,坐着绿皮火车,从南京去北京,那时候火车要十五六个小时,一路上我就听一首歌,就是这首歌。

马世芳:你反复听同一首?

李志:对,然后火车晃荡晃荡,冬天特别冷,因为一直往北开,那天的月亮也特别亮,外面的风很大,那时候火车不像现在高铁之类的东西,就是很烂的火车,我还没座位票,我就在车厢的连接处一躺。

马世芳:说来这歌蛮有意思,因为罗大佑当年写这个歌,我现在去理解他,那是他对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向往,他向往这个,但他在当时的生命经验里面是,他要追这个东西但追不回来,他写了这样的歌曲。

他早前还有几首,像《稻草人》《蒲公英》都是这个路线,我觉得是田园三部曲。但是在少年李志的耳朵里边?

李志:我听到的全是孤独,我到现在印象特别深刻,感觉我就是那个牧童一样,特别孤独,他是骑在牛背上,我坐在火车上,仅此区别而已。

马世芳:所以你听这样的歌孤独,被他打开什么样的世界?或者让你看到什么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呢?

李志: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在这些歌的里面,听到的全是关于罗大佑对生活的理解,包括他在这种理解里面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才华,而且这些才华大到吓人。

我现在想,那个时候会想,如果我从事音乐,我能够写一首像这样的歌曲,我觉得怎样都可以。

马世芳:后来你写出来了吗?你自己觉得?

李志:没有。

梵高先生

马世芳:李志提到早年比较粗糙的,你说自己还没有能力做到专业的高度,但也就豁出去推出的作品,我们现在背景听到这首歌是2005年的《梵高先生》。

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这个版本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拍子是不是快调快调的。

李志:对对对,弦也不准。

马世芳:弦也不太准(笑),当时是什么情境录下这个版本?

李志:我早期的这几张我认为叫demo,都是我和我一个朋友在他们公司的录音棚里面,那不是唱片公司,是一个广告公司,那个广告公司需要配音。

马世芳:所以配音的配音棚。

李志:对,很简陋的,包括椅子都会有声音。我自己也没有好的吉他,跟朋友借也是五六百块钱的木吉他,就这么录了。

除了吉他和人声是真的之外,其他全是电脑做的,而且电脑也是特别烂的,盗版软件,因为在那个时候确实没钱,也包括钱和你的关系,你可能喜欢某一个吉他手,但是很多时候不是钱能够找来的别说北京,南京本地的很多人我都不认识。

就好象我们俩每天都是这样,你去操作电脑,我在这边弄,我们两个一起做一些midi。


马世芳:但是后来这首歌变成了一个时代大家传唱的歌,而且很多人心目中变成你早期的代表作品和经典作,这个反应应该是你之前不太能想象的?

李志:我完全没法想象,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认为我很幸运,在早期的时候,这么粗糙的东西,而且是在国内所谓非主流音乐最低谷的时候,做了这几个所谓的小样,居然大家可以喜欢。

马世芳:我自己在听所谓中国新民谣这个脉络或者中国独立音乐这些作品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从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很多独立乐队或者独立民谣歌手的作品并没有决定性的版本。

李志:对。

马世芳:因为最早推出的录音棚的版本,有的根本也没有压CD,就是在网上放出去,有的压了CD但是录的真的很烂,所以后来就会不断在舞台上去完善它,去重新编曲,让它发展出不同的样貌,可能更逼近创作人当初心目中它该有的样子。

李志:对。

马世芳:像《梵高先生》这首歌也是,现在我们放这个早期版本,可能李志听了就会的当年这个变成呈堂证供。

李志:特别羞愧。但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吗?我想过了,是因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时候,台湾的很多唱片公司经纪公司撤离大陆,像以前,像唐朝或者窦唯一张专辑可以花那么多钱,几年时间,几百个人管理服务做最精品。

但是等台湾人回台湾之后,也没有人掏钱,也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事情,一团乱。

马世芳:合着是台湾人走的太早了(笑)。

李志:我觉得幸亏有IT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发展,否则的话可能就断档。

马世芳:对,网络的崛起让独立音乐人的存在成为可能,也让散步在这么大国家里面这么多不一样的人有机会串联起来。

李志:没错。所以在我看来整个九十年代末期到2000年初步这十年里面,大陆为什么会出现所谓断档现象,唱片越来越低劣?

就像我的,我从来不说它是一个唱片,就是一个demo,就是一个小样,就是因为你又没钱,又没有技术,唱片公司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年轻人想写歌,幸好家里有电脑,像我还没电脑,所以只能借朋友的电脑来做demo。

马世芳:我还是要回来说最根本的事情,一首歌能够打动人,从来不是因为它录的多好,这个歌能够感动那么多人,当然也不是因为它录的比较烂,这个东西有就是有,后面再怎么完善它,它根底的东西一直在这。

回答

马世芳:“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是诗人北岛1976年的名诗《回答》,刚才听到的这个实况是李志在2016年的跨年演出,剧力万钧,有很多的悲愤跟激情。

这是中国朦胧诗时代非常重要的开篇之作,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后面衬的音乐是李志早年的一首歌曲《广场》的旋律。

……

马世芳:……80年代包括文艺的启蒙,包括对文学产生兴趣,包括你开始大量的吸收各种各样的信息,大量的阅读,那个都是离家读书之后的事情。

李志:上大学开始。

马世芳:大学本科念的是?

李志:自动控制。

马世芳:那是你自己选择的还是?

李志:没有。

马世芳:考上哪就去上哪?

李志:对。

马世芳:而且大学后来没念完?

李志:对,没错。

马世芳:你那个时候很确定自己要以音乐为生吗?

李志:其实不是,我只是不喜欢学校,所以才出来,至于出来以后干什么也不知道。

马世芳:所以那个时候都怎么办呢?

李志:我记得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住在学校旁边的一个村庄,教年轻人弹吉他。

马世芳:那时候学费多少钱?

李志: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是80块钱人民币,十节课。通常来说一个星期一次,但很多学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一年也就收到80块钱。

马世芳:八十年代时候的大陆青年人曾经有过一阵子文艺风,最早我记得是读拉美文学,更早是现代诗,朦胧诗还是七十年代你没有出生的时候,拉美文学热过一番,再来是国学热,所以你赶上那段时间的气氛吗?

李志:我没有,其实在我们那个村子,外面或者世界上不管刮什么风,我们里面都是风平浪静的,交通也不方便,主要是没有资讯,到南京之后才开始接触外面的信息,所以就比较惭愧的事情,我在大学之前没有看过课外书,因为没有。

马世芳:因为没得看。

李志:没得看,像我们村子,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有记忆开始,村子里面就一台电视机,收音机也没有,但是会有一个大的广播,那个广播的作用,大喇叭在村子中间,是通知大家明天什么时候开始施农药了,或者说后天要大雨大家赶紧收稻子这样的事情,偶尔会在吃完饭,一般来说在七八点的样子,会转播一下县里面电台的节目,通常是像新闻联播之类的东西。

马世芳: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的课外书,对你有醍醐灌顶效果的书是什么?

李志: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一个杂文集。

马世芳:当头一来就是王小波?

李志:对,所以后来我看很多东西觉得比较弱智,可能看的第一本课外书起点太高了。

马世芳:他教给你什么事情?

李志:因为他也是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首先我没有看过课外书,包括世界名著,我只知道名字,因为考试要用,但是没看过。

我第一次看书,还有人这样写?因为我之前接触到的文字全是语文课本,从来没有想过小说或者所谓的文章里面可以一二三四帮你分析,包括我现在很多做事方式,甚至语言的习惯,受他影响特别大,非常理性的思维.

他不是像我早期受到教育里面的灌输,他给你讲道理,掰开揉碎了,为什么不能这样子,为什么是错的,他一二三四五,而不是像内地长期以来,包括到现在也会有,不跟你讲道理,只是灌输。

马世芳:我们常讲所谓的独立思考这件事情大家都把它看成人生很重要的标杆,其实是很难的,到底是独立于什么之外呢,你不可能不受影响。所以你后来有自觉的要做这件事情?

李志:我有自觉,包括到现在我也会所谓的反思,比如我在做一个观点的时候,我会想为什么有这个观点,它是不是一个很片面的或者说很随意的定论,我到现在也会思考。

当然跟我长期受的理工科教育有关系,虽然只是在大学读了两年,但是我在那两年里面接受的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做实验,其实都有影响,到现在都是。

马世芳:但是创作不可能全靠理性,创作肯定有一些激情,而且诗歌有一些东西必须是,它有时候最有魅力的是那个不可解释的部分,不知道哪冒出来的,那个就要从生活里面去提炼。

……

从《回答》这首歌,到很多其他歌手类似的歌……一方面好像要召唤一个大时代的灵魂,但另外一方面到底召唤回来的是什么呢?

那东西好沉重,但是你并没有绕开,你还是正面面对这个巨大的东西,而且在你的作品里不断的召唤这个,这是你作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面向。


李志:对,历史也好,现代也好,它肯定是影响你的生活,至少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写歌的过程中,我在表达我的看法当中,不可能跟这个时代完全脱节,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经常讲的公民责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

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影响力的人,他应该是有这个义务去含蓄地,以相对安全的方式告诉大家,一些可能被大家忽略的,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在这样两种想法之下,我们的很多行为和语言会变得非常危险,但是你又不能那么做。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landy(张培仁)聊天的时候,我说虽然滚石也好,或者整个台湾对于大陆人民在音乐的启蒙方面有过很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遗憾的是,当时他们只带来了音乐本身,而没有把一些价值观或者世界观带进来。

马世芳:你跟他这么说?

李志:对,因为landy特别好,所以我就直话直说,我说挺遗憾的,所以放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虽然有风险,你也知道,甚至我们在台湾谈这些话题都会有风险。

但是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义务的,我不可能像那些勇敢的人那样去抗争、去说,但是我更不想做一个卖乖巧的偶像艺人。

马世芳:不要做一个怯懦的人。

李志:对,没错。

愚公移山

马世芳:我自己听李志的过程,对我来说醍醐灌顶的一张专辑是09年在“愚公移山”的实况录音,这张专辑叫做《工体东路没有人》。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人拎着一把木吉他就去唱了。

李志:对。

马世芳:我联想到陈明章在八十年代末出版的大学校园的演出实况,当时水晶唱片也是穷到不行,没钱让他进录音棚去录专业的东西,所以就带着录音器材去大学录一把吉他的演唱,也没太发烧,就录的烂烂的。

而且我记得他的第二张实况中间有一段是带着翻面,歌唱到一半中间有一段没有了,他后来还回录音室去硬把它接回去,可是效果特别好。

因为那个音乐本身真气乱串,底气很足,非常动人,就变成经典。

我后来回头再想,《工体东路没有人》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多人这么喜欢的一张专辑。

李志:对。所以我觉得十几年前,我们说大陆所谓非主流音乐圈,其实挺有意思的,冒出很多新鲜的人和事情,大家全在摸索。

马世芳:09年的时候气氛跟现在想想真的是恍若隔世,当时也很难想象到2018年的现在,比如北京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开墙打洞的通通都被赶走了,很多场地都不见了。

李志:那个时候随便唱都没人管你,而且我们也从来不觉得有危险,每天都是这种,天天在一起唱歌,万晓利不是有一个外号叫中华曲库吗,他一旦喝多以后怎么也得唱四个小时才下来。

马世芳:现在听到的这首歌《人民不需要自由》另外有好多种不同的版本,在”愚公移山”这个版本应该是我听到最早的版本,所以印象最深。

李志:我刚才听的时候在想,其实那个时候的奋斗都是真实的,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鲁莽的,年轻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也可以理解。

马世芳:口没遮拦。

李志:不经过思考有的时候。

马世芳:有点人来疯。

李志:对,愤青。但这首歌其实最早的时候跟政治也好、反抗也好,没有任何关系。

我记得我是很多年前在一个酒吧打工、唱歌,那个酒吧的入口处,我印象特别深刻,挂了一幅Bob Marley(鲍勃·马利,雷鬼乐鼻祖)的肖像,我每天都会看到,因为每天去上班。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突然我在门口停下来看了很久,脑子里面一直冒着两句话就是:“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

那个时候我们在做pub的时候,有的时候高兴了就会在演出结束大家一起玩,有个人说我给你做一个套路,就是这个套路2516。

马世芳:然后做了一个Reggae(雷鬼)的拍子。

李志:对,然后很自然的我在那边哼哼哼,一直在重复这两句,后来等到录demo的时候把它加进去了,很多歌词是临时写的。

也很奇怪,有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觉得这是那个意思,我好像也跟着会觉得就是那个意思。

马世芳:很有意思,因为作品一旦出去之后就不再只是属于你自己。

李志:没错,由不得你了。

马世芳:有时候会发现群众的解读好像比我的初衷更好。

李志:没错。

但是我多半会去澄清一些解读,尤其对我有正面影响的时候。

我特别不喜欢,因为误解有两种,一种对你有好处,一种对你有坏处,基本对我有好处的误解我都会去澄清,因为它不是这个事实,对我有坏处的误解,我可能看情况会去澄清一下。

马世芳: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李志:对对对,没错,我现在基本是这样的。

……

马世芳:随着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网络上的声音越来越多,一定也会扰乱心智,这些年你在大陆的网络世界上也时不时惹来一些议论,后来你也找到一种跟这些议论怎样相处的方式。

李志:没错,花了很长时间。我觉得网络特别容易把某一个点扩大化,但实际上事实不是这样。

以前我记得曾经有一篇文章里面讲过,他说如果你上推特的话,觉得疯了,明天就要大变化,但如果你去菜场一看,跟昨天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现在网络也是这样,所有人在网上骂你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走在街上,大家跟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马世芳:是,有时候键盘敲敲就以为自己参与了公民事件。

李志:对,很多时候有一些公众人物是被自己惊坏了。

马世芳:我们这边多年来有一个说法叫:万人响应一人到场。

李志:对对对,是这样的。

八场跨年演唱会

马世芳:你在从八年前开始,每年跨年都会在南京办一场跨年的演唱会,一开始的时候在比较小的场地,第一年办的是多少人的?

李志:一个600人左右的小剧场。

马世芳:2017到18年的跨年到了多大的场地?

李志:一万人。

马世芳:一路下来,八年的操练,这中间也是相当相当不简单。

李志:可以这么说。

马世芳:这个跨年演唱会看起来要一年年办下去?

李志:我打算再做一两次就结束了。

马世芳:是吗?我以为你会像陈升一样办到眼看快三十年了。为什么呢?

李志:刚开始做跨年的时候也非常偶然,也并不是说想做这样一个演出,而是我记得南京的演出场地或者Live House已经太差了,没法演。

我就生活在南京,我想每年在南京做场演出,所以当时就想做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吧,至少不管从设备也好,怎么样也好,好一点的,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就开始做了第一次。

其实它对我个人来说主要变化是,我不再依赖于场地原有的设备,所以从第一年租赁各种设备,包括一些人员,全从外地来的,基本上除了我们乐队之外,都是全国各地的工作人员来参加这个事情。

越往后做它的影响力当然逐渐的增大,对我们的兴趣也在提高,我记得在13年、14年的时候是我个人对于做跨年最有兴趣的时候。

到了现在其实做的很痛苦,17年的跨年,我一直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做。

为什么会痛苦?其实根本原因是我找不到新鲜的内容,音乐本身的内容。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尝试过像管弦乐,今年尝试了爵士乐,以前尝试过管乐,甚至不插电种种这些风格,我特别怕那种一成不变。

在大陆有很多乐队,其实台湾应该也有,几十年一首歌这么演,编曲都不换,我完全无法容忍这样的事情。

马世芳:所以你得变换一些花样才不会厌烦。

李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每年跨年都在找嘉宾,嘉宾都是要我喜欢的,这么多年找下来,我喜欢的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难找,所以这也是一个头疼的事情。

我们甚至想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跨年里面,不找嘉宾,用脱口秀的方式,或者找一个人来说相声,太难办了。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在18年或者19年就停掉了。

马世芳:不过说起来,我们所崇敬的那些西洋摇滚乐或者民谣圈的那些老炮,几十年一直都在路上唱,有很多不同的典型,像Leonard Cohen在他晚年的那几次巡演,他把他的歌重新编过,找了一群世界最好的好手一块,你去看过一次他的演出对不对?

△Leonard Cohen演唱会图片

李志:对,非常感动,我是10年在瑞典看的,也是内容学院里面的某一场。当时看了之后我特别羞愧。

我觉得,我们这么年纪轻轻的,天天游山玩水,喝酒、吃饭、聚餐,完全没有认真工作,他那时候已经70多了,唱了三个半小时,我都疯了。

马世芳:真的觉得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晚年那系列巡回,他有一次一路唱,唱了四五个小时,一再出来Encore,全场都疯掉了。

李志:我看那次也是返了三次。

马世芳:或者像鲍勃迪伦,他当然一次不会唱三个小时,他就是90分钟、100分钟,他的歌唱了50年,但是他的编曲会一直变,变到你都认不出来为止。

鲍勃迪伦有一个说法很有趣,他说我原始的录音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我没有必要重现唱片里面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话放在你身上也很合适,你从来也没有把原始唱片版看成是决定版,所以你有很大的自由空间,你可以尽量去玩儿。

李志:鲍勃迪伦可以说是不完美,但是我那个原始版本是糟糕,所以我更加不能用。

马世芳:但是你竟然会说音乐的内容上找不到让自己兴奋的材料。

李志:对,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在无数的场合说过,我是一个音乐才能很普通的人,包括到现在,虽然在内地有那么多听众,我们的门票永远是一票难求,但是我很清醒的知道我的音乐才能是很普通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跟我们乐队讲,我们一定要录音,笨鸟先飞,虽然我们没有才能,但是可以通过努力弥补很多东西,在编曲上的改变,包括乐队整体性的进步,也是努力的主要方向。

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些靠天才吃饭的人很幸福,他们随便怎么弄,你可以说也很粗糙,但是是天才。

马世芳:这个东西有就是有,你也是有的。

李志:这就是没有办法的,天生的,就跟相貌一样,天生的。

马世芳:但是除了天才之外,除了运气跟天才,也肯定是要努力,不然这事做不长久,这个是这一行永以来,有天才又努力也不一定能成,你还得有运气,但你只有天才和运气不努力也不行,这个事情永远是这样的。

李志:是的,其实我在大陆并不是说我做的多好,而是因为我的同行太破烂。

我经常这样讲,他们太烂了,就现在的状况大家的这种工作态度都谈不到拼天赋的时候,所以你稍微努力一点就会觉得比他们要好一点。

马世芳:还不到拼天赋的时候?

李志:完全没到。

马世芳:说真的,这十多年还来大陆的现场音乐场景,尤其是音乐节的这个场景,我觉得也是一段魔幻之旅。

李志:没错。

马世芳:不过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特殊的国家,整个中国是在还来不及建立起唱片工业的状态之下就跳过这个阶段,所以不需要唱片工业。

李志: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娱乐圈,像电影、流行音乐它们相对来说那么繁荣,就是有钱,有钱对年轻人冲击很大的。

马世芳:现在也是这个样子,现在是资本很惊人的时代,投入到流行文化,当然音乐行业也雨露共瞻,虽然不是重点的部分,但也是很惊人了。希望在这样的局里面会冒出不一样的奇花异卉。

李志:我也是这样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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