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AP和BMI两大组织和解判决之争,Sony/ATV撤回权利意味着什么?

龚诗茹  | 音乐财经 |  2014-11-10 18:15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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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AP和BMI长期为他们的行政管理过失以及缺乏透明度遭受谴责,即使现在被许可人也很难弄清楚一揽子版权许可包含的来自任何一家PRO提供的所有材料。

(图片来源于Billboard) 

6 月初,美国司法部宣布复审和解判决来治理全国最大的两个表演版权组织——ASCAP和BMI。最初美国司法部要求行业利益相关者对法令效力作出评价的复审重新点燃了数十年关于表演版权的争论,并有显著改变音乐产业格局的潜力。

版权管理组织背景

美国最早的版权管理组织(PRO)——ASCAP(American Society of Composers, Authors, and Publishers)于1914年早期在纽约成立。创始人是美国作曲家Victor Herbert。当Herbert的同事Pccini(右图)告知他,与美国不同的是,在欧洲,公开演出音乐作品会支付给作曲家报酬之后,Herbert联合美国杰出的作曲家们开始在公开演出场地募集ASCAP会员的版权费。让人们为之前免费的东西付钱使得ASCAP面临来自演出场地很大的阻力。然而他们在Herbert v .Shanley有限公司得到了来自最高法院的法律支持,重申作曲家为他们工作的公共性能的补偿权。此外,他们在Herbert v. Shanley建立的一揽子许可允许企业向ASCAP缴纳年费以获得ASCAP会员作品的使用权。

随着广播电台越来越受欢迎,ASCAP开始给广播电台授予版权许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ASCAP已经成为音乐和广播产业的主导力量。广播公司若想获得一揽子许可证,不论他们播放ASCAP控制的歌曲的数目有多少,都得向ASCAP支付一定比例的年收入。1913年,在不得不付给ASCAP的年收入比例上调之后,一些广播公司不堪忍受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版权组织。广播音乐有限公司,或者BMI打算以更少的花费替代ASCAP。

1941年,美国司法部起诉ASCAP和BMI违反谢尔曼反垄断法。司法部宣称,一揽子版权许可的无限制使用构成了贸易的非法限制且没有合理的价格竞争法令。最终,和解判决制定了一系列规范两个不同PRO运营的准则,案件告一段落。

该法令允许版权持有者通过一揽子许可或单一项目许可两种途径许可版权的使用,并且禁止“在特别的许可费或其他条款和条件下”发放许可证。此外,和解判决迫使PRO在授予许可时斟酌被许可人的请求,甚至容许一部分比例有待同意,并成立纽约南部地区法院在版权方和被许可人在不能达成一致的版税率的情况下进行仲裁。

也许该法令最重要的条款是建立了版税分配系统,让出版商和作曲家拥有同等报酬。这样的划分是很明显的,因为这意味着一半的版税收入直接流入歌曲创作者。

音乐出版商的愤怒

起初,和解判决让音乐版权产业感到备受轻视。特别是当音乐销售不及流媒体服务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流媒体业务的上涨让出版商努力地争取更高比例的版税,从而在法庭上经常交锋。

最近,Sony/ATV音乐决定走一条不同的路子,他们从PRO手里收回了音乐版权并投入开放市场,与数字音乐服务提供商进行商务谈判。ASCAP和BMI长期为他们的行政管理过失以及缺乏透明度遭受谴责,即使现在被许可人也很难弄清楚一揽子版权许可包含的来自任何一家PRO提供的所有材料。没有一个标准化的数据库,添加新的版权资源只会增添混乱。

此外,Sony/ATV不会被要求像PRO那样斟酌被许可人的请求发行版权,于是新的数字音乐服务提供商在与Sony/ATV谈判时将会面临Sony/ATV的版权目录里没有需要的歌曲或者需要等待直到版权协议推出的风险,这都将对数字音乐服务提供商的业务产生影响。显然音乐出版巨头们对这一决策不甚满意,他们最终让国家音乐出版协会主席,前司法部律师David Israelite去说服他的前同事开始复审合之前的和解判决。

更高的税率为了谁?

和解判决的反对者往往喜欢指出20世纪40年代初设立的判决并不适用于今天的情况。诚然,判决已经实施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却并未真正优化数字音乐市场。但据ASCAP最近于2001年的评论,该条例是定期审查和修订的。出版商主要的反对论点在于他们觉得法令规定的版税设置程序导致了不合理的低税率。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直接授权许可版权目录,而PRO仅仅作为版权费收取和分发代理商,他们就能获得高很多的版税率

鉴于在版权产业巨大的版权密集度,数字音乐服务商或广播电台不能没有出版商巨头们的曲库,并在直接授权的情况下,他们会付给出版商任意要求的版税率。这样出版商能赚更多的钱,但词曲创作者就不一定了。没有和解判决的保证,词曲创作者就无法与出版商五五对分。虽然出版商巨头们声称他们会支付创作者一个合理比例的版税,但鉴于音乐版权产业不光彩的历史以及他们的贸易集团NMPA莫名其妙地退出作词作曲家国际联合会(一个为创作者倡导合理的商业标准和数据收集标准的组织),他们的建议将不会被得到信任。

除了保证公平支付报酬给词曲创作者,和解判决里规定的操作流程有助于促进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考虑潜在被授权人请求后授予版权许可的要求让小型流媒体初创公司得到大型曲库来完善其服务,从而有助于促进音乐流媒体领域的竞争和创新。这些条例将确保音乐出版商无法决定音乐流媒体领域的赢家和输家。

现在发生了什么?

不幸的是,争端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结束。在音乐版权产业这样一个寡头市场,主要的音乐出版商毫不犹豫地展示出他们的权利。

七月初,在复审阶段伊始,Sony/ATV的主席兼CEO告知词曲作者,如果复审过程没有以Sony/ATV认为合适的修改结束,他们更愿意考虑一个“核心选项”,即从ASCAP和BMI中撤回所有权利

首先,让所有版权商巨头完全退出ASCAP和BMI会对公共表演许可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目前,由于ASCAP和BMI主要发行覆盖整个曲库的许可证,小型版权商和独立词曲作家受到大型出版商庞大曲库的许可影响。主要的版权商撤出PRO会使其蒙受巨大损失,打包授权的利益将会消失,让已处于不利地位的独立出版商和词曲作者得到难以置信的低版税率。更糟糕的是,出版商巨头的撤离并不能明显减轻ASCAP和BMI的运营费用,迫使独立出版商和词曲作者承担这些费用带来的负担。

其次,撤回版权还将对流媒体服务市场的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流媒体服务商不得不支付版权费用给音乐出版商巨头、优秀的独立出版商、ASCAP和BMI以及第三方PRO,SESAC等,这些费用对一个初创公司来说实在难以承受。

最后,NMPA与各大出版商和ASCAP/BMI相结合,说服他们的词曲作者保证他们的作品公共表演同工同酬。这意味着那些唯一能够影响复审结果的出版商和PRO会一直保持沉默。

幸运的是,仍然还有一些途径让版权巨头不至于从PRO手里撤回版权。也许最简单的一步是去除要求,法院没有考虑公共表演和录音的版税率是由版权委员会设定的。这样的举措仅仅会影响作曲家的数字表演版权税率,但仍然可以为词曲创作者和出版商带来更多的收入并且保证良好的版权市场机制。

虽然PRO的未来以及产业内部出现的问题悬而未决,但创作者是这个行业的基础,他们的工作应该得到足够的补偿。

本文编译自伯克利音乐学院《音乐商业》杂志10月刊,阅读原文请点击超链接

原文作者:Griffin Da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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