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征宇:摇滚乐就是精神毒品

李笑莹 李禾子  | 中国音乐财经CMBN |  2017-08-17 11:42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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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征宇说,遛狗、练琴、喝酒、聊天构成了他现在的日常,而摇滚乐,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

文 | 李笑莹 李禾子

校对 | 邬楚钰

编辑 | 董露茜

寇征宇所在的窒息乐队,到今年已经成立了整整20年。作为国内老派金属的代表,他们被很多后辈视作偶像,9月9日即将在北京举办的20周年纪念专场同样获得了许多金属乐迷的追捧。尽管窒息多年来都没有摆脱地下乐队的状态,寇征宇倒觉得这样挺好,“如果摇滚乐有一天真的摆脱了地下状态,它的艺术位置可能就降低了,思维方式也就变了。”

今年3月-4月,寇征宇创办的330室内金属音乐节(简称330)先后在北京、深圳和上海举办。这个国内为数不多的金属细分领域音乐节已经坚持了16年,即便如此,到现在寇征宇依然没能靠它吃上饭。音乐节的营收始终是笔糊涂账,“可能我们都不是商人吧,想得都特简单。”比起许多有盈利目的的音乐节,330更像是一个金属乐迷的大Party。但不论如何寇征宇想把这件事干好——为了能为乐迷呈现最好的金属乐现场,他们不断矫正灯光和音响设备的问题,“花了无数钱。”

寇征宇穿着的宽松T恤、牛仔裤、滑板鞋,无一不是黑色。标致性的长发被扎到了脑后,呈现出与演出时完全不同的状态,原本带着几分邪气的眼神在一身黑色装扮的映衬下更显出几分凌厉。他在单人沙发上不断变换着坐姿,聊得兴起,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与沉默时的他判若两人。

音乐财经采访寇征宇当天,北京暴雨黄色预警。他骑着机车从通州一路到大望路,不久前他刚刚花了几万块买了这辆机车,不顾暴雨预警,一心想试试这个新家伙。机车早已经成了他外出时的代步工具。

“我没有太多欲望。”寇征宇说,遛狗、练琴、喝酒、聊天构成了他现在的日常,而摇滚乐,早已融入了他的生命。他时常回想起自己刚刚接触摇滚乐的那天下午,一盒唐朝的磁带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喜欢摇滚乐的都是意志薄弱的人,”他自嘲,“原来别人跟我说摇滚乐就是精神毒品,我就不信了,现在想想,可不嘛,我就是中毒的人。”

原来别人跟我说摇滚乐就是精神毒品,我还不信,我说音乐怎么能成毒品呢。但这么多年走下来,这音乐可不就成毒品了嘛,我就是中毒的人。我家里没有搞音乐的人,大家都是普通工人,我们乐队的情况跟我也都一样,我们几个是发小。但我们就是因为听了某一张磁带、或者听到某一支乐队的音乐就全都中毒了,一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意志力特别薄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不管说这个行业好不好,很多人都买过吉他,但人家非常清楚我不会去做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养不了家吃不起饭,可不能把自己赌进去。我们就不是了,我们一下子被这金属音乐勾引了二十多年,因为意志力薄弱根本没办法把自己拔出来。

像我自己,高中毕业之后我先去了一家工厂给电视机做显像管,因为我要攒钱,攒钱就是为了给自己买一把琴。当时我工作特努力,那时候比现在还瘦特别多,但我们每次拉的货有一千多斤重,我根本拉不动。能怎么办呢,就是硬拉,倾尽全身的力气,连鞋都磨破了,脚趾顶出来了。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地面滑,脚底吃不上劲,累的一身臭汗。日本的公司真是用人特别狠,每次干完活我们都得洗个澡,然后换上自己的衣服回家,看着光鲜亮丽全身都是干净的,但其实在里面就是民工,浑身湿透透的。我们还是三班倒,夜班是从晚上十二点干到早上八点。

那时候我才17岁啊,干了一年,我就辞职了,1996年上的班,1997年辞的职。当时我们几个人说要组乐队,那感觉就有点像一帮傻孩子聚在一起玩一样。

辞职之后我完全没有积蓄,但好在年龄还小,脸皮也厚,可以跟家里要钱。我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概从1997年到2000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家每个礼拜给我一百块钱。那会还挺OK的,一百块钱能活一个礼拜。我真觉得自己那时候活得像个奇迹,每周有一百块钱,有女朋友,还能带女朋友去吃羊肉串。

那时候爹妈就觉得,你年轻,对之前的工作不满意,你想在家玩一阵,都可以理解。他们觉得过不了几个月你就会再找一份工作的,但我们可不这么想。我们当时就觉得,玩摇滚的有钱就不对了,要想玩摇滚首先就是不能上班。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上班的话,也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当年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演出什么的。但是当时就觉得自己不应该上班,先把不上班的事办了,然后再说乐队怎么样。


那时候的演出一年能有两次,都是各种奇怪的人组织的,有个音响能发声就算演了。我们演得水平跟来看演出的观众人数一样都是稀里哗啦的,都不专业。但好在当时有面的(微型面包车),一辆车我们六个人都能坐下,十块钱就能跑特别远,二十块钱都能出城了。

后来我们也有陆续找过一些工作。记得有一年的五一,一帮人要做一个什么玛雅文化展,其实就是用一堆泡沫做成各种形状的大柱子,摆在那就说是古罗马的玛雅建筑。主办方想找几个美院学雕塑的学生,但当时是假期啊,好多人都不在学校。我一个哥们是美院出来的,他就找到我们,说让我们去帮忙,因为我们都是大长头发,像搞艺术的。我们问一个人给多少钱,对方说五百,我们马上就去了。

到了就给我们一堆图纸,还给每个人分工,我们哪会做这个啊,就把那些大泡沫用锯分开,再刮成各种特糙的模样,完了再刷上漆。我们这些人都能偷懒,人家本来是凸刻,就是要把边上的都削下去,让这个图案突起来。我们都给玩成凹刻,该凸起来的,我们全部都给刮凹下去了。

群众演员我们也干过,他们也是要找大长头发的。像我们这造型的,只要找到一个,肯定能一连串带出十几个。

后来徐克拍那个《七剑下天山》我还去配音了呢。当时我有一个哥们儿在剧组帮忙,说需要几个配音的,就是打打杀杀的那种。但当时我们主唱有事去不了,就让我试试。我就跟人家在那排着队,拿着话筒,徐克坐我们旁边,他说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又说了几句别的就让我走了。当时我就想,没戏了,回家吧,反正今天管我两顿盒饭,我不亏。结果第二天打电话通知我,这事成了,给五百块钱。

我还摆过地摊,我摆地摊纯粹是玩的。  

很多人问我,能从十八岁坚持到三十八岁,你们的音乐到底在坚持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喜欢。不是任何你们以为的原因,更不是躁,不然我是神经病啊。

我们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没有别的渠道,也没有别的捷径。我们认为什么样能成功呢,就是好好练琴、好好写歌、好好排练。那个时候网络还没发达,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宣传自己。例如,我们想做一个自己乐队LOGO的贴纸,没有淘宝,我们也不知道哪能做,这事也就算拉倒了。

现在就不一样了,很多乐队可能刚起好一个名字,就会用各种软件把自己的LOGO设计好,然后找厂家做成贴纸、T恤什么的给自己宣传。

现在的环境让音乐这个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我们那时候哪这样啊,都没有“音乐行业”,更没有“摇滚行业”、“金属摇滚”的说法呢。其实我们当年就是跟自己死扛、跟这个行业死扛,看谁能扛得住吧。扛到现在我觉得我们算走过来了,巡演的话差不多一年就能有四十多场演出,加上音乐节差不多能有五十到六十场。

我一直觉得金属乐、特别是重金属,它就应该是成熟男人的感觉,它绝不是一个孩子。因为它要相对沉稳、要有一些历炼,不能单单是荷尔蒙的发泄、不能喊口号或者总是停留在特别表面的东西上。

不管你做什么形式的音乐,你要想做好它,就一定要走心。如果把金属乐换成恐怖片的概念,那种特别血腥的画面就好比那些纯躁的音乐,它只是一个视觉与听觉上的冲击。但很多日本的恐怖电影是真的会让你感到毛骨悚然,现在美国人也逐渐从血腥中总结出一个人性化的概念,就是要走心。做金属,你一味制躁是可以吸引人,但留不下人。

很多人会问我:你们的乐队为什么要叫窒息啊?是不是你觉得有压力或者是什么?我说当然,那没错。而且每个人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必然存在的状态。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样,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事,都会有窒息的感觉,都会有窒息的状态,你跑不了的。

我们音乐里实际上还有一个顽强的劲头,就是特正能量的感觉。因为面对种种不如意的时候你会怎么办?退出还是就此颓废?都不是,其实你应该站起来面对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应该去面对。这个特别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面对困难我们要勇敢面对的特征。重金属也一定要努力,要不总有人说这是老爷们的音乐,男人的音乐,其实它也需要努力。如果没有这个,它就太空了,它也做不好。

这些感受也是近些年才有的,刚做金属的时候就是觉得它特别酷,能留大长头发,背个琴,不理解它究竟是什么。就像当年摇滚乐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外国的东西,我们觉得这离我们很远,好听是好听、牛X也是真牛X,但就是离我们太远,我们做不来的。

直到听到黑豹、唐朝,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中国也有摇滚、也有金属,我们也能留长头发,发自己的专辑。再加上我们还在北京的,一下子就觉得做音乐这事离我们近了,要不咱们也试试。我当年就是这样被深深的吸引了,然后改变了我的一生。

很多人都可能因为一场演出或者一首歌就改变了一生,所以我们乐队一直坚持,就是不管今天下面来了多少人,我们都一定要演,要特别认真的演每一场。因为真的会有人像我们一样被一张磁带或者一次现场改变一生。


330音乐节我们坚持做了十六年,它真的成为中国室内金属音乐节存活最久的一个品牌了。

直到今年,做330的团队也就四个人,一个宣传、一个执行、一个文案,加上我,我们四个人。我们乐队助理做执行,他执行能力特别强,嘴也甜,跑跑场地对接和外面的各种对接。我们乐队的主唱负责文案那块,他写东西还行,好多最大的概念性、概括性稿子都是他写的,因为他对北京的金属圈子很熟,比我还熟,他能知道好多大学生团队,我不知道的乐队他也都知道,他在挖掘这些新的乐队。还有一个小女孩联系媒体什么的,做宣传。这三个人都在干活,就我负责胡思乱想,保持幕后老总的姿态,当然我还有一个最重的身份就是对外发言人。

金属乐演出现场在灯光和音响设备上的要求是最高的,当然咱们不能跟交响乐那些比,就摇滚这块来说,金属乐在细节和环节的要求真是挺高。因为重金属这东西,如果音色不对,就全都不对了,所以音色一定要对。包括像我们弹那么多年的吉他了,一直还在花钱花钱花钱,就追求比较正的音色,花了无数钱。

这十多年我们做330基本就没挣过钱,最多也就挣个1500块钱吧,但好多人不觉得,他们会认为要是不挣钱我们还干,那肯定是疯了,但事实上我们真的是不挣钱的。可能我们都不是商人吧,想得就特简单。说哥们咱们一起去演出,在北京也行去外地也行,反正管你吃管你住,咱们就是坐火车都觉得特乐呵。

就像2015年我们要去外地做演出,我就觉得既然都去了成都,那在重庆也来一场吧,我觉得这样更划算,但往往这时候会有一站容易拖后腿。当时成都来了六百多人,重庆来了两百多。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演了两站也要给乐队付两场的费用,要不人家会觉得我在剥削他们。也是同一年,我们在沈阳的演出赔了,在广州的那场来了四百多人,挣了两千多块钱,但是有两支香港乐队,演出完我们一起吃饭花了一千多,最后就剩一千了。

我们在北京做演出还能相对持平,但是糖果一层的租金就不低,要是用LED还得再加钱。而且我们的要求还多,需要提前进场还得晚撤。同时我们为了区别那些小的金属音乐节还得自己布置现场,请几个国外的乐队,现场还会玩个抽奖、免费吃热狗,前期再在微博做些转发赠票的活动,这些都要加很多钱。

2015年因为现场去的人太多我们的演出被叫停了,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糖果和愚公移山或者MAO同时进行演出,这样可以分散一部分人,但又觉得有点麻烦,大家还得来回跑。结果后来糖果把他们的一楼给装修了,也能做演出了,我就把两层楼都给拿下来了。

尽管这样,我们的演出还是受限制,因为只有三楼的话,估计也就能进六百多人,加个一层的话,我们要多加三万块钱,但也就最多能进三百人。但你还要算下,我两个舞台的时候,乐队阵容从七个至少变成了十三个,演出费也加了快一倍呢。我每次问我们做账的同事,咱们的盈利上来了吗,她都说,上来了上来了。但其实我们的“上来了”就是不赔了,持平对我们而言就是盈利。

】实际上我们周边产品的利润还是不错的,虽然我们一直没算出来到底卖了多少挣了多少,但我现在在全国各地巡演居然都能看到有人穿330的T恤,我挺开心。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特别苦恼,就是这些年为了做衣服我们换了大概有七八家厂子了。情况总是一样,就是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做得特别好,各方面都好,价格也公道合理。我们就说,咱以后长期合作吧,结果第二批做的东西就没法看了,印刷啊布料啊,都不行。

等到今年我们的衣服在最后拿去泰国做了,然后通过朋友给背回来的。这做工确实很好,但成本一下子从原来的三十块钱涨到七八十块钱,我们价格还不能卖太高,就从原来的一百块钱卖到一百二、一百三、一百五也就是顶峰了。所以原来二三十块钱的成本你卖一百块钱,有利润,现在不行了。不过我们做的也不多,说一百件就是一百件,不能说这是饥饿营销,因为国外音乐节也都这样。反正你今年不买,以后我保证你买不到。有的孩子有我们七八款T恤,我还挺惊讶的。

可能全中国喜欢听金属的人在越来越多,但它依旧是小众的文化。2013年在上海的Metallica中国首演,第一天有大概一万八千多人,第二天有一万二千多人,这么一全球大腕来演出就这些人去看,可能中国喜欢金属的乐迷也就这些吧,多也多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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