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笑:那不是我

李笑莹  | 中国音乐财经CMBN |  2017-08-06 21:31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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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次很“酷”的采访,因为生活中的谢天笑与舞台上那个暴烈、不顾一切的形象截然不同。

文 | 李笑莹

口述 | 谢天笑

编辑 | 安西西

小时候我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名字。

念小学的时候我爱调皮捣蛋,加上我们老师还是个坏人,对,是真正的坏人。他经常打我,打我们这些学习不好的学生,各种拳打脚踢、大雪天被罚站操场、有一次我差点死在他充满煤气的办公室。那时候我们老师总给我取外号,取笑我:还谢天笑,你朝天笑吧!”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的名字太显眼,我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是每当有成年人喊我,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怎么了,我又怎么了。”

说真的我有点记恨我的老师,但也是因为他才造就了我什么都不怕的性格。

到上中学的时候,家里花了高价择校费把我送到当地最好的学校,所以我下决心不能让我父母浪费钱,我得一定要好好学习,对得起他们这样培养我。开学前我一直特别开心,因为新班级的同学来自各个小学,我觉得自己一定可以重新开始,做个好学生。

第一天报到年级教导主任要例行公事的去每个班讲几句,他一来我们班就站上讲台特别正经的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新的环境,所有的同学如果你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好没关系,以前的基础不好也没关系,只要你们从初中开始好好努力,你一定会跟得上,从而变成一个好学生。”

我坐在下面,心里想:“对,我就是这样想的。”结果他马上就说:“但是呢,在小学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是一些害群之马,虽然他们现在升了初中,但他们依旧会害人,我们绝不能让这些人混在我们的初中里,一只苍蝇毁了一锅粥。现在我说到谁的名字谁就站起来,让大家都认识认识,这些人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

当时我在下面想:他肯定不知道我。结果他第一个就说:“谢天笑你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同学们可都要小心这个同学。”我就想我怎么了,我太难过了,我当时就哭了。从那一刻起我跟自己说:谢天笑,你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好学生了。

真的,那个时候我的自尊心真的被彻底摧毁了,我没有任何自尊心可言,我那么小就受到了那么严重的侮辱。所以现在有人骂我,或者是一些不认识的人在网上诋毁我,我觉得这算什么呢,这什么都不算。相反我怕的是感化,我怕承受的是爱。

对我好的老师只有一位,就是我教我画画的朱老师,他对我真的很好。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下课以后要去美术班学画画,有一次我看见我班主任从对面走过去,我马上就藏起来了,我说朱老师你一定要挡着我,他(班主任)看见我会打我的。因为他会问我,你怎么放学不回家,第二天还会找我麻烦。

没多久我就不念了,临走前我砸了我们教导主任的窗户,我恨他。然后我被家里送到工艺美校读中专,那个时候我下决心,如果有老师再侮辱我我就动手,幸运的是再也没人那样对我。工艺美校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山艺(山东艺术学院)毕业的,有的还喜欢音乐,所以我过得还挺开心。

不过没多久我还是被劝退了,然后发生了那事。

退学回家没多久我有四个朋友就犯了法,两个跑了,两个被抓了。跑了的两个人来找我,让我把他俩藏起来,我就把他俩藏在我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期间警察来找过我,问我他俩有没有找过我,我当然说没有。我一直都是特别够义气的人,所以我也一直都有特别好的朋友,包括同学之间,虽然我们老师总说我坏话,但都没人相信。

不过后来他俩还是被抓了,因为他俩爱看电影,警察就在电影院门口守着。被抓后警察问他们这几天你们藏哪了,他们就说是谢天笑帮我们藏的,然后警察就急了,也把我给抓了。我算是犯了包庇罪,后来还被起诉,不过我当时只有15岁,法院就判了我监视居住半年。监视居住其实就是被软禁在家,我就算出门理发吃饭或者去外地都要和警察请假,或者是有父母陪同,因为警察必须随时知道我的情况。

我之前都是每天跟一大帮“坏孩子”在外面玩,被监视居住后我真的太无聊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一个朋友郭二,他有一把吉他,我就想借来解解闷。然后我让我弟弟去找他,告诉他我想借他的吉他,第二天他就把吉他给我送来了。

一听到吉他的声音我就不行了,太好听了,我好像着了魔一样开始每天坐在家里练习,除了吃饭,除非邻居嫌吵,我爸逼着我关灯睡觉,我时时刻刻都要练琴,就连睡觉我都抱着它。当时我就想,这把琴要是永远都属于我该多好,我不想还回去了。结果那之后我就真的再也没见过郭二,谁也不知道他去哪了,一直到现在。

直到后来我遇到了摇滚乐,我觉得它就像一件合身的衣服穿在了我的身上,我可以穿成这样,我可以玩电吉他,我可以演出,我可以自己写歌,我觉得摇滚乐就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就像那把我再也还不回去的吉他,可能冥冥之中做摇滚乐就是我生命中的宿命,让我有一种使命感。

当时我在老家认识一位教古典吉他的老师,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他的朋友,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说我要是想去北京可以先找他。18岁之后我就决定要来北京做摇滚乐,然后我也真的找了他的朋友,所以一到北京我就去了魏公村,住在军艺的寝室,开始每天学琴、喝酒、跟朋友们一起玩。

那段日子特别快乐,大家都没钱,都靠互相借钱过日子。我借钱倒不是为了生活,更多的是去喝酒去玩乐。有时候我没钱了,就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然后打车去找他,他过来给我付车费,我去他家住几天,离开的时候再把借来的钱带走。之后我也去画家村住过,那里有特别多的艺术家,现在他们都非常非常有名,那时候我也跟他们玩。反正哪好玩我就去哪住一段日子,每天都能跟朋友们一起喝酒一起练琴聊音乐。

那个时候的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没觉得怎么样,更不觉得苦。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你自己就要面对,为什么要用这种生活来博得别人的同情呢?既然你选择了这样的生活,你就去好好的享受它,很多人可能很有钱,但他做的是自己不想做的事,世界上不会有完美的东西。

2000年,乐队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冷血动物》。那个时候我们还赶上了最后一批磁带热,专辑发完我们每个人分了不到一万块钱。当时我住在姚家园,常常交不上房租,但我还是买了车。我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2020,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这型号的车,它真的太漂亮了,可以把车棚子去掉,特别酷。后来我去了美国,就又把它卖了。

发了第一张唱片后美国的西南偏南音乐节邀请我们去演出,这个音乐节在奥斯汀举行,整个城市都是演出,户外、Livehouse、剧场,加上一些电影播放和各种艺术展,我当时就觉得,这地方太好玩了,美国太好玩了。当时我们在美国每演出一场就能靠门票挣到100美金,而在中国做摇滚乐根本挣不到钱。我就和我们乐队当时的贝斯手李明说,咱们要不就去美国吧,正好他当时的女朋友也在美国。

我和李明到了美国先是住在旧金山附近一座特别漂亮的小镇蒙特利。我们每天就好像生活在大自然中,开车在路上偶尔会看到树边有一只美洲豹,海边还能看到鲸鱼,那感觉美好的像似幻觉。然后我们还养了一只狗,每天睡醒了就开车出门,特别舒服。

过了几个月我就觉得这样不行,这里可以玩,但要想发展音乐还是得去纽约。我就跟李明说,咱们还是去纽约吧,李明问我:那咱们去了住哪?我说要不这样,我先过去看看情况,要是靠谱的话你就过来。

当时我英语特别不好,但我也不怕,那种新鲜和刺激感就像我当年去北京时一样。

到了纽约我一个画画的朋友去接我,在机场我找他花费了好长的时间,然后他那时候还没车,借了朋友的一辆车来接我。当时坐在那辆小车上我就意识到:纽约不好闯荡。当天晚上我在朋友家打了地铺,他那个小屋子特别小,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去找房子。

房子找好后我就不剩多少钱了,我说我必须得先想办法挣钱。赶上那时候911刚过去不久,美国的工作机会特别少,我也不会做什么,就想着要不就去洗盘子吧,电视里都这么演的。李明还跟我说,你去洗盘子别被人给抓住了,人家会以为你是非法移民的。我说那也没办法了,我去看看,也许还挺好玩呢。

我真的找到了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还是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但前一天晚上我去一位美国朋友家喝酒,喝了一夜,把第二天要去上班的事都给忘了。天要亮我才睡着,结果我那位朋友马上就叫醒我,说你不是该去上班了,我一下就蹦起来赶车回纽约。等我坐地铁到约定的地点才知道,我们工作的餐厅不在纽约,而是在纽泽西。

我就和一些墨西哥人一起坐了很久的小巴来到纽泽西一个特别偏僻的地方。到了之后大家都去地下室换上工作的制服,那时候是冬天,大家都把自己的衣服脱光了,就我一个人穿毛衣,他们提醒我说工作的时候特别热,让我别穿这么多,我说没事,我冷。

洗盘子的工作真是特别特别累,一批一批的脏盘子运过来,我要把它们先插在洗碗柜上,用水枪冲洗,然后拉一下那个过滤器,这批洗完再换下一批。中间我还得做米饭,一勺好米,一勺不好的米,给我干得都不知道锅里倒底装了几碗好米几碗不好的米,我真是晕了。

和我一起的那些墨西哥人体力特别好,不仅能洗碗煮饭,还能倒垃圾。我们大概干了十个小时才下班,我跟老板说我明天不来了,我真的干不动,你们找别人吧,今天的工资你也不用给我。那个老板人还挺好,他说你别后悔,这份工作很多人都等着干呢。我说我一定不后悔,因为我是真干不动。本来一天的工资是30美金,但他给了我40美金,我说那咱们交个朋友吧,以后我和朋友来玩就到你这吃饭,他说好。

回城我又去找了昨晚一起喝酒的那位美国朋友,他也是做音乐的,正好他有把不用的吉他,他就说我把琴借给你,你去唱歌吧,唱歌也能挣钱。

第二天我真就抱着吉他去地铁站唱歌,我什么都唱,瞎唱,很快就能挣到40美金,多的时候能有100美金。但我有个标准,只要超过40美金我拿包就走,因为我洗一天盘子也就40美金。

美国的出租车都是林肯,我就打一辆林肯出去玩,去看演出、找朋友喝酒,然后再打车回我的住处法拉盛。

大概呆了三个月吧,我也玩得差不多了,就回去找李明。本来我是想留在那里的,但因为一些原因我还是选择回国发展。首先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已经是我太太的她是意大利人,她喜欢中国的文化,不喜欢美国。其次,我们乐队当时和京文还有一张唱片约。再有就是在美国做音乐要比在国内难得多,做个小样都很麻烦。最重要的是,我当时之所以会走是因为中国九十年代末的摇滚乐环境太差了,几乎濒临死亡,所以我就想,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它,而不是逃避。

我下决心回国,做了第二张唱片,而我的生活也因为这张专辑一下就改变了。

第二张专辑《X.T.X》是在2005年3月发行的,10月的时候我们在无名高地办了一次专场演出。当天人太多了,多到演出前我都打不开门挤不进去。等我一进去全场都欢呼,场地里还在放着我们新专辑的歌,我发现大家也都能一起唱。虽然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批牢固的基础歌迷,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的专场也能有这么多人。我非常开心,但没有那种我终于成功了的感觉,我就是想好好演出。

记得第二年我们去西安演出的时候是夏天,因为现场的人太多,整个场地变得跟桑拿房一样,台下的歌迷们全都浑身是汗,我们在台上就更不用说了,汗出得就像一盆盆热水冲下来一样。而且只要我们的吉他稍微一出声,下边就全疯了,那感觉太好了。等我们演出结束一出门,都觉得冷,里面的温度实在太高。


这之后我们的好朋友钟声就给我们做了一系列规划,因为他在五大(唱片公司)干过,对宣传包装这些都有了解,所以我们也开始有章法的去做计划和营销。比方说我们以后就不在北京演Livehouse了,在北京我们只演音乐节,所有的小演出都放在外地,之后我们憋足了劲准备第二年在北京展览馆开演唱会。

记得那时候钟声跟我们说,以后你们去音乐节演出就要2万一场,我说那不行,人家肯让我们演就很开心了,不能要这么多钱。他说你不用管,你就开这个价,事实证明我们还真挣了不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在物质生活上也开始有了变化。

之后我们在剧场、剧院、体育馆都举办过演出,第三张专辑《幻觉》也在2013年发行了。这期间我一直在做各种尝试,不仅是在音乐中加入了古筝的元素,或者办一场和交响乐合作的演出,我一直想如何将京剧与摇滚乐做一个很好的融合,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方式。最近我在跟Mickey_Zhang一起排练,之后我们会在一个音乐节上做一场电子乐现场的演出。

我这几年的改变其实挺大的,之前都是一没事就跑出去玩,浪费过太多时间。我认为我放在音乐上的时间远远不够,现在好了,除了演出和陪伴家人,我的时间基本都放在音乐上了。

我真的特别感谢摇滚乐的出现,如果没有它也许我现在也进监狱了。记得前几年我回老家的时候,我的一位发小正好刑满十年释放,我给他打电话约在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的楼上见面,他大老远往这一走我就认出来了。

一见面他就问我,你现在到底在干嘛啊,怎么变弹吉他的了。我说是,从你进去后我就开始弹了。他就跟我说他在劳改队里的时候,同队一个新进去的哥们给他听一盘磁带,说这就是摇滚乐,特牛X。结果他一看磁带的封面是我,就问他,这人是不是叫谢天笑。对方说对对对,你都进来十年了,怎么会认识他。我说这是我发小,我跟谢天笑是从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他那个队友还不信,说人家在北京,你怎么会跟人家玩过。

我就跟我这发小说,下次你俩再见面让他给我打电话。结果我回北京好长时间后他真给我打电话说:天笑啊,你等会儿,你告诉他你是谁。我就跟那哥们儿说:你好,我是谢天笑。那哥们儿还是不信,我就说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他一听,说:好像还真是你,那等你回家咱们一块喝酒啊。我就说好好。

今年我们乐队发行了第四张专辑《那不是我》,为了这张专辑我们一路从北京飞到米兰、佛罗伦萨、都灵、威尼斯、洛杉矶,从录音到混音再到最后母带处理,我们真的去了所有适合我们这张专辑的(录音)棚。

能有这次机会主要缘于我们工作室签的一支意大利乐队,大章鱼。他们听过我们这张专辑的几首小样后就说:我们认识一位特别厉害的制作人Marco,虽然他是美国人,但他是意大利籍,而且他制作过的专辑与你们这次的音乐风格很相符,你们可以找他合作。

与Marco的合作非常顺利,而且我们所有合作的团队都是顶级的。这是一张有点“沉重”的专辑,但依旧有我之前音乐中的“黑色”基调。我觉得也许喜欢我过去那些歌的人未必能接受它,想要听懂理解它就必须多少懂点音乐或是平时听的音乐体量要大。

我觉得这就是一张非常伟大的专辑,它不仅拔高了这个行业对音乐品质的标准,我甚至认为它把我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更把整个摇滚乐带进了另外一个时代。

专辑做好后我先给杨坤听的,他的音乐风格跟我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会给他听,还告诉他:你一定要告诉我你喜不喜欢,是不是真喜欢。杨坤就说:是真喜欢,这张唱片的品质特别好,跟过去所有的专辑都不一样,充满了黑色的神秘感。你这银子没浪费。

我还给WHAI乐队的鼓手刘淼听了,他是特别爱挑毛病的人,但他对音乐的判断力很好。

当然我还给沈黎晖听了,他平时总喜欢打击我,而且他跟刘淼一样都爱挑别人毛病,很少说人好,尤其是对我。结果他听完这张专辑后说他特别喜欢,我就说:别啊,你得打击我。他说真挺好,是真好。他觉得这张专辑的整体水准都提高了,而且这张唱片还会帮我再上升到另一个阶段。

本来做宣传时我们想发布的第一首歌是《乌云的心意》,但那天在公司开会,我无意中就给沈黎晖听了《最古老的舞蹈》,他就觉得应该先发这首,因为这首歌的词、旋律、包括我的演唱都有特别大的突破,特别是在唱法上是有高音、低音和破音的。所以沈黎晖说先发这首,既有我之前的特点,又有新的变化。

其实真正对这首歌起到至关重要的人是我们乐队的键盘手张彧,要不是他的坚持也许这首歌就死掉了。当时我们在佛罗伦萨已经录了9首歌,所有歌的贝斯和鼓都录好了,但就是这首歌还没有产生,只是有个动机。我就想算了吧,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且我实在是太累了。

我们从录音棚出去休息抽烟的时候,张彧就说我们一定要试试,再试一试。没办法,休息完我们又继续试,慢慢地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感觉,我发现我真的太喜欢这首歌了,然后我马上就写好了词,和乐队与制作人Marco只花了两天时间就把这首歌的制作完成了。我当时有一种很遗憾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任何美妙的旋律都会有结束的时候,这个感觉就是会让我感到遗憾。

《最古老的舞蹈》这首歌最早是我和我过去在山东一起玩乐队的几个朋友做出的一个动机。当时我们喝了酒,也是随便玩胡乱唱,结果回来后张彧就把它整理了出来。当时他就说这是一首特别好的作品,值得去发展。所以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尝试,你会发现它里面有特别多不断变化的旋律,不是像通常那些歌一样有AB段,副歌反复唱。

这首歌做出来的时候我在意大利,我马上就给我的妻子听了,她不是搞音乐的,也不懂唱片是怎么制作的,她听歌全凭直觉。听完《最古老的舞蹈》她就说好听,她特别喜欢。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跟人分享我的作品,而且我给别人听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带上耳机,然后把音量调到合适的大小,或者我带他来工作室听。其实一会儿也可以给你们听一听。

后记

本以为可以提前听到谢天笑的新专辑,但不幸的是因为北京连续暴雨,他家房顶进了水,电脑键盘因为渗进去的水变得不灵敏,没法解锁电脑屏幕,我们也就没能得到这次先听之机。

采访当天是下午,谢天笑刚刚睡过午觉。从卧室出来他先是用手拢了拢自己的头发,然后与我们一一握手说:我其实是挺内向的人,平时不爱多说话,今天刚睡醒正好有劲,能多说点。

我们也开玩笑道:咦,谢老师,您好像胖了那么一点呢。他马上笑着说:是嘛,太谢谢了,我这个体质胖也胖不出多少,但也不会再瘦了。

当天谢天笑穿了一件黑色衬衫和一条深棕英伦格子裤,先是与我们对面而坐,招呼我们抽烟喝水,然后简单的介绍了这间兼具工作与居住的房间。转了两圈后,他选了一个舒服的葛优卧坐在我们侧面。整个聊天过程谢天笑都会以照顾我们的感受为先,手机不停震响多次他才会看一眼,并且会说一句:不好意思,这个消息我必须马上回复一下。

这并不是一次很“酷”的采访,因为生活中的谢天笑与舞台上那个暴烈、不顾一切的形象截然不同。几年前他就开始隐隐约约地长一些白头发,现在他依旧骨骼精奇,头发不长不短的散着,有些邋遢也有股超然于物气质。但其实他是个十分可爱的人,讲起自黑的段子能让你捂腹笑上小一阵。

采访结束送我们出门的时候,我们看见谢天笑家小院内瓜熟落地黄瓜柿子,他认真的说:你们带点走吧,都是自己种的,健康。再说你们来一次也不能让你们空着手走吧。

回去的路上,谢天笑的助理跟我们说:“平时谢老师很喜欢自己做饭,每次叫我们来他家吃饭的时候都会先给我们讲述一遍他做饭的整个过程,从他拿起刀嚓嚓的切葱花,到油锅慢慢变热冒起泡泡,再到把葱花撒进去发出噼里啪啦的沙沙声,很多时候我们还没吃到菜呢,光听他说就能馋的半死,不过谢老师做菜也是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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