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财经》对话许环良:音乐产业的长尾价值远远超过电影,投资会转向音乐产业

Chinambn  | 音乐财经 |  2014-10-29 14:43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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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是各个产业链的角色——内容方、平台方、渠道方和用户等坐下来讨价还价的结果,沿用了过百年。与其守着传统的死脑筋,不如面对新的时代,共同来探讨新方式。只有在产业链共生的前提下,大家才可以共荣。

采访:董露茜 李斌 郑营营

《音乐财经》:从“新谣时代”,到创立“海蝶音乐”,到今天创立了“奇大音乐”,你在音乐圈已经30来年了,怎么看华语乐坛30年的变迁?

许环良:中国的音乐产业分了几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是一个阶段,那个时期中国对外面的世界很模糊,知道比较多的也就是邓丽君;改革开放后到1989年是一个阶段,这是一个摇滚的时代,可称之为“摇滚元年”;1989年之后又是一个阶段,那个时期港台歌曲大量的涌入,间接催生了中国“校园歌曲”,包括老狼的《同桌的你》等,渐渐地各派汇流成河,开始了“流行音乐”市场的雏形。

2006那一年的超女,李宇春、周笔畅开启了“选秀歌手”时代!几乎每隔半年就出一批“新红人”,这些快餐式的歌手在商演市场和网络平台快速的抢滩,用了八年时间,渐渐地把原来入侵的港台歌手逼出商业市场。与此同时,草根型的网路歌手和音乐节的独立乐团,也在经历一场漫长但是潜能十足的积累后,蓄势待发!可是,不论由哪儿出发,这些80后、70后多少还是受“后港台流行音乐影响”的一代,真正摆脱港台效应的是90后,他们很多自小听的就是欧美、韩国的歌曲,对音乐的感受很直接、很“动物性”。所以我觉得,中国的90后将会爆发出以前没有过的能量。

《音乐财经》:这些年传统的唱片公司吃老本,生存空间日益狭窄,为什么唱片公司被这个时代抛在了后面?

许环良:传统唱片公司在很多方面和这个时代的脚步是分割的。

第一个分割:传统唱片公司的“大”是在唱片发行渠道上“庞大”。可是互联网时代就是要扁平化,平台直接对接内容方,不需要冗长的渠道。

第二个分割:在过去的十多年,很多优秀的做内容的人才,由于得不到该有的回报而对音乐产业感到失望,纷纷离去。音乐产业流失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就算留下的,很多人的生活状态跟互联网是脱节的,上网大概只是收邮件而已。

第三个分割:很多“后港台”思维的人,还想用港台的操作模式来经营内地市场,比如做完一首歌后,一定要拍MV,拍MV一定要找名牌导演,拍了电视台播不了、KTV收不到钱、视频网站不付钱......为什么要拍?自己也没想清楚。

第四个分割:很多跃跃欲试的“电脑儿童”,学了几招就摇身变成一手包办的音乐人,尽管铁粉也多、歌曲也红,自己也很快乐,但是在关起门来的时候,还是纳闷为什么达不到自己羡慕的欧美韩流那样——做出有punch又有质感的东西? 

《音乐财经》:优秀的人才离开了这个行业,一些人去了更热闹的影视产业。你认为和影视产业相比,音乐真的没什么商业价值吗?

许环良:我们今天看英国、美国、日本这些比较成熟的市场,音乐产业的“长尾效应”所带来的利润远远大于电影。中国经济在转型中,知识产权的价值提升是必然的。如果回头看历史,过去10年、50年甚至100年,所有国家的发展时间表都一样,文化产业和版权机制,通常都是电影产业走在前面,音乐产业随后才跟上。

目前大家看到的音乐产业的投资,比较注重“买卖旧有版权资产”,这是互联网平台“划地称霸、杀死对手”的阶段,这些动作可以理解为拉高音乐平台的经营门槛,整合肃清非法网路,然后再定新的商业模式。就像在工业化初期,首先得把铁路、机场这些基础设施建好,然后再往运输工具里头装货,还不能老是旧货。

当我们很喜欢一部电影的时候,不可能一天看十遍;但喜欢一首歌时,天天可以听十遍不止。音乐的魅力在于它无所不在、而且可以对号入座后无数次的自我再创造。

当我们谈音乐产业的时候,必须要了解它的这个本质——无形的,看不到、摸不着,所以需要一个载体。当科技演变的时候,载体、赛道都在变化,每一次的新变化,好的音乐内容又多赚一次钱。关键不在你有多少首曲库,在于你的曲库能经历多少次科技的演变后还留下来?更关键的是如何通过未来各种变化多端的赛道,产出更多有价值的好内容,带出更多的“长尾效应”?

《音乐财经》:你认为选秀让整个产业更加浮躁,没有人再关心好的内容。歌唱类选秀节目走到今天已经十年了,今年《中国好声音》依旧轰轰烈烈的赚钱,你怎么看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的生命力?

许环良:选秀本来是件好事,但选秀泛滥了就生出太多的“瞬间”歌坛贵族,在狼吞虎咽的商演市场及网络平台抢占了原来认真投入做音乐的内容方的空间。而悲剧的是,这些快餐似的贵族最后因为生产过剩,一方面让做商演的人乐得开怀,走了一批又一批新货,另一方面让长期亏损的唱片公司,无奈也变成了中介贩子,失去了认真做音乐的动力。

关键是,太快的快餐贵族,并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音乐作品让产业去积累,最后变成了破坏产业环保的“音乐垃圾”。

但选秀也不尽然是坏事,邓紫棋就是个好例子。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可能邓紫棋还要好久才有机会让那么多内地的人欣赏到她和她的团队。所以,关键还是有没有在认真经营好音乐。产业需要积累的是有价值、有营养、可以留下来的作品,而不是快餐垃圾。

《音乐财经》:你做了这么多歌手和歌曲,你认为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音乐?

许环良:对产业来说,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有价值;只有有群众“影响力”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音乐。很多时候大家争论不休的总是“歌红”还是“人红”比较重要?其实,一般做新人的状况,多是一首歌红了才能让一个新人红起来,歌带着人,人红了以后又带动新的歌,反反复复就会产生一种“明星效应”。

所谓的“生命力”,取决于三个维度——高度、深度和长度。

高度,就是这首歌在它特定的音乐风格或分众群里,能否达到前几名的高度?这一点在很多时候,是一种非常直接、很“动物性”的反应,爽不爽?麻不麻?痛不痛?达到了就可能辐射到别的分众群里,产生群众效应。

深度,指的是这歌听了之后,有没有深深回味的效应。这就进入人性、内心和思想性的层面。很多时候,不见得需要深奥的文字,往往是词曲作者深入浅出,让听者对号入座,不能自拔。

长度,说的是以上两种维度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流行得够不够持久?有的作品,虽然写的是当下的情境,可是时过境迁,听起来还是满满的共鸣,甚至让新人重新演绎仍没有感觉过时,这就是经得起时间“长度”的考验了

有些歌当时很火,可是一年后就没有人再听了,但有些歌过了很多年还会有很多人要唱要听,这就是音乐作品的三个维度问题。

《音乐财经》:你是从传统唱片公司出来的人,互联网的出现摧毁了唱片公司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但你却在人生第二次创业时,选择摸索互联网带给音乐产业的机会,为什么?

许环良:我自小是一个相当叛逆的人,但不是那种破坏性的叛逆。我喜欢从别人没有看到的角度来观察事物,喜欢从貌似无关联的表象中去找到它的关联,尤其是人文面或感情面的链接。我也是一个对新鲜事物好奇心很重的人,活到老学到老。

互联网生态的回收模式是多边的!比如,一个平台靠音乐来吸引用户,用户量转化成平台上其他消费,音乐的价值对这个平台来说是吸引大量的用户过来,所以平台就该为音乐内容方买单。但是,平台在积累了大量用户的数据后,要怎么样再把这些变现呢?

所谓的“版权”,也是人类在上个音乐工业年代里,各个产业链的角色——内容方、平台方、渠道方和用户等坐下来讨价还价的结果,沿用了过百年,与其守着传统的死脑筋,不如面对新的时代,共同来探讨新方式。只有在产业链共生的前提下,大家才可以共荣。

《音乐财经》:和成熟国家用协会和使用方对抗收获版权费的方式相比,中国的操作模式是什么?

许环良:国外音乐产业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由内容方们组织成立一个协会,版权规则的订立,大多由所谓的“行业集体协会”和使用方谈判促成。

中国的模式比较特殊,一来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内地自身没有足够的“价值高、长尾效应大”的产业积累;二是三大国际公司的作品数量虽然多,但在内地有实际“影响力”的还达不到市场总份额的一半;三是港台和内地的独立主流公司也占不到总量的一半。说到底,没有谁可以说了算,大家各有算盘,无法凝聚在一块儿,产业集体协会的实效不高。

随着时间的拖长,实体销售在萎缩、卡拉ok该收的还差太多、无线音乐被不合理模式绑架、公播版权至今龟兔赛跑剩下很长的路还要走。只有互联网音乐在增长,互联网平台仿佛变成音乐产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所以只能由平台来灭平台,先把盗版的非法网站灭了,再重新定规则。

未来合理的音乐产业模式,必须先确保产业有正向的回收,才会有更多人才和资金愿意投入。健康的音乐产业模式,需要产业链里很多不同的人,音乐内容生产方、现场演出方、卡拉OK、传统媒体、网路平台、科技人员和集体协会等,各司其职。而像奇大这样的公司,就是把内容做好。

如果我们羡慕韩国的音乐、影视带给韩国民族的自信以及对其电子工业和汽车工业的正向连锁效应,我们需要及早认清一件事: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要走向世界。

音乐产业,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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